詩人祝立根訪談

2020/7/14 8:51:00

在沉默中我們不得不發聲
——祝立根訪談

 
  霍俊明,河北豐潤人,《詩刊》副主編、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委員、中國現代文學館首屆客座研究員、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著有《轉世的桃花——陳超評傳》等專著、史論、詩集、散文集等十余部,另有譯注《笠翁對韻》,編選《年度詩歌精選》《天天詩歷》等。
 
  祝立根,出生于云南騰沖,現居昆明。曾參加《詩刊》社第32屆青春詩會、《人民文學》首屆“新浪潮”詩歌筆會、第八屆《十月》詩歌筆會及第八屆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已出版詩集《一頭黑發令我羞恥》《宿醉記》。2018年獲得第16屆華文青年詩人獎,現為 2019-2020年度首都師范大學駐校詩人。
  
  霍俊明:立根兄,近好!庚子年幾乎改變了每個人的生活和世界觀,本來有限的駐校時間因為疫情而被空前壓縮了。還是老話題,先談談在首都師大駐校一年來的感受吧!

  祝立根
:俊明兄好!這注定是許多年后會被我們反復提及的一年,也會是被歷史記錄的一年,這種感覺很奇怪,讓人覺得自己真切地活在了歷史年代中。但歷史肯定不會記住這些:我們那么具體的擔憂、恐慌、茫然,悲傷和憤懣、煎熬和承受,深深的無力感和每個人的付出……但這些又都會烙印在我們的心中,在未來很長的時間里,影響我們的思索,指引我們寫作的方向。

  也不會有哪一位駐校詩人,再遭遇到我這樣的情況——大半年的時間都在隔離和限制中度過。但我依然覺得收獲甚豐:疫情之前,再一次在畢業多年之后在充滿學術氣息的大學校園中徜徉,和老師、朋友們暢談詩歌,思考詩歌;疫情發生后在京時,對自己十余年來的詩歌創作從思想、技藝等方面進行了較全面的梳理和總結;對北京這個城市有了更深的感情,比如看風吹動楊樹的葉子,聽知了和樓下的阿姨拉家常的口音,感受一座古都的情緒在天光晦明中變換,有一點遺憾的是,去年年底在幾場雪景之后,一直期待的在春天看楊樹發芽的場景,終因疫情封鎖沒能看到,駐校之前我很少在北方長時間駐足,這一次深刻地體會到了北方的開闊、蒼茫、渾厚,大氣和粗枝大葉,讓我對一直以來縈繞在心間的,南方詩歌和北方詩歌的區別和根源有了明晰的判斷;在《詩刊》從事實習編輯期間,拓寬了對當代詩歌的理解,也對文學編輯嚴格的三審三校制度有了更深的認識和實際操作經驗;且收獲了諸多的教誨、得到了許多的關心。所有這些,點點滴滴我都銘記在心,我也深信,它們會幫助我在詩歌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越走越開闊。

  霍俊明
:這半年多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態度都變了——甚至是被迫的調整,我在和一位西北詩人聊天時談到詩人對詩歌和生活的認知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甚至“后疫情時代”已經在改變著文學的態度和寫作者的世界觀,而詩歌的功能以及詩人的眼界也在發生調校。平心而論,現在詩人的文本越來越精致和利己化了,而思想和難度越來越縮減。北京和云南確實在氣候和風物等方面存在不小的差異。你也和此前的很多駐校詩人一樣提到了白楊樹,它們也許只是干燥而粗糙北方的一個縮影而已。你生長在騰沖,現工作在昆明,談談故鄉以及云南給你的生活、工作以及寫作上的影響吧!

  祝立根
:正是因為看見了北方冬天單調的灰暗和粗糙,才特別想看看楊樹發芽的樣子,那會是多么震動人心的綠和生機!可惜錯過了。我的故鄉騰沖是一個很獨特很有意思的地方,她是一個中原傳統文化釘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釘子戶。600年來,一直以堡壘的形象矗立(隔絕)在邊境線上,使她葆有了正統也死硬死硬的儒家禮法思想。每家人的堂屋正中間,掛的牌子是“天、地、國、親、師”位,我的父親和幾位叔叔的名字取的是:禮、智、仁、義、信,我還在進學前班時,吃飯的時候碗要怎么擺,筷子要怎么放,都被嚴格地教育過;是一方面,騰沖人基本都是戍邊武人的后裔,且一直在頻繁的戰亂中繁衍生息,又有著講忠義、一根筋,悍不畏死的一面;恰恰又因生存環境艱難,騰人重視經商,加之相鄰緬甸一直是英屬殖民地,接受現代西方文明熏陶較早,顯示出周邊地區少有的開放和圓融。這種極其矛盾的社會環境和人生觀感,讓我的性格和處世態度在這三方面都受到了多多少少的影響。離鄉二十載,我在昆明過得并不太壞卻又一直找不到歸屬感,一直是一個心理上的異鄉客。說了那么多,實際上我想表述的是:之前很長一段時間的我的詩歌,一直都是向內的,針對的是自我的生存境遇和內心世界,是一個具體的精神異鄉客的心靈簡史,并沒有刻意地強調或突出云南的山川人文。我想這也是未來我會持續探索的寫作方向之一:以“推己及人”的方式,通過具體的個體角度,展現一代人在這時代洪流中的心靈的遭遇和可能的救贖。

  霍俊明
:騰沖是一個矛盾體,你的詩歌寫作性格也同樣如此。在外人看來,云南就是一個整體,即被想象化和整體化的“云南”,而當你談到在昆明自己一直找不到歸屬感的時候,我們也愈加注意到每一個人的歸屬感以及“故鄉意識”是具體而尷尬的,它們只與個人的童年經驗、生活態度以及經由空間所建立的世界觀有關。幾乎每個人都在談論“故鄉”,尤其是在整體“斷崖”的新舊對立的時代。

  祝立根
: 14歲那年,我一個人離家去縣城寄宿念書,之后慢慢和熟悉的鄉村生活漸行漸遠,許多年后,在經歷了許多人事之后,當我想要認真審視我自己的人生經歷時,才猛然發現,那些曾經熟識的、在心底渴望恒久不變的東西,其實早已物非人非。我終于意識到,沿襲數千年的農耕文明的生產生活方式,終于一去不返。正如俊明兄所說的,這是個整體斷崖的新舊對立的時代:農耕文明的生產生活方式在高歌猛進的現代化中分崩離析,每個人都暴露在“世界”的天光之下,每個人都沒有了“出入世”的資格,每個人都是一朵飄散而下的雪花。故鄉,成為了我們不堪重負和茫然四顧的烏托邦和避風港。她的溫暖、安全感被人無限放大了。可惜這只是一種臆想和虛構,一種躲避或麻醉劑,是一腳踏空之后想要落到的柔軟白云。當然也是一種最常見和有效的文化心態。在詩歌中談論故鄉,無疑是談論我們的精神歸宿,靈魂四處游走,尋找野花盛開的伊甸園,其實這樣的狀態在人類社會中一直存在,桃花源的蹤跡一直是個謎,“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一直在追問,陶潛每過一段時間又被放到重要位置就是一個證明。但毫無疑問,我們這一代人中國人,承受的精神和現實壓力更大,無根的異鄉人的身份更為明顯,李子柒被多方追捧也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我想這種狀況將持續很長的時間,直到新的文化道統得于建立,此種糾結的癥狀或許才會稍稍緩解。

  有時候我覺得,我真的愿意將漢語作為我的故鄉,因為除了寫作,再難于在找到那種全身心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霍俊明
:空間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時間體結構,它與具體的情感、經驗、記憶、感受以及想象有關,而一旦空間發生了變化,那么人的精神體系必然發生改變,甚至記憶的根系也會被連根拔起。在日常交往中你很少說話,甚至很多時候處于旁觀者、傾聽者和沉默者的位置。越是沉默的人可能越需要另一種精神渠道來予以化解和發聲,比如詩歌、繪畫等等。每個人被詩歌“找到”的情形都不一樣,那么,是在什么樣的契機下使得你找到或“發現”了詩歌?

  祝立根
:確實,我始終都不是一個善于表達的人。但我心中至始至終又有許多講述的沖動,胸中有翻滾的火山。對現在的我而言,詩歌是最好的表達方式。感謝詩歌,如果沒有詩歌,我不知道現在的我會是什么樣子。繪畫和詩歌都有著傾訴的功能,他們是很好的表達自己心靈和感受的方式,但相較于更強調形式感和技巧的繪畫,詩歌無疑在表達上更為自由。在我因生活和現實無法進行繪畫創作之后,苦悶和無望讓我開始用文字舒緩壓力,我把她當作了生活壓力、苦悶心靈的泄洪口和減壓閥。如果說我和詩歌之間最初的相遇,現在想來,其實完全是因為繪畫,在大學期間至2006年停止繪畫之前,我已經閱讀了戈麥、西川、歐陽江河、陳東東、海子、周倫佑、肖開愚、韓東、于堅、楊煉、鐘鳴、大仙、顧城、北島等等那一代人很多的作品,喜歡的還專門買了書認真讀,甚至因為何多苓閱讀過翟永明,因為倫勃朗和小弗洛伊德啃完了《比薩詩章》,因為康斯太勃爾把濟慈的《秋頌》等背得滾瓜爛熟。仔細想來,那個時候我接觸文學已經很深了,我已經閱讀了愛倫坡、博爾赫斯、卡夫卡、川端康成、艾略特、葉芝、加繆、福克納、陀思妥耶夫斯基、何塞·埃爾南德斯等一系列作家的主要作品,甚至啃下過艱深晦澀的盜版的《尤利西斯》。但在我不得不放棄繪畫之前,這些閱讀都被我當作了“功夫在畫外”的知識儲備,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完全地走上文學的道路。

  霍俊明
:你覺得繪畫對你的詩歌表達有影響嗎?我個人覺得繪畫對于一個人觀察、理解和表現事物乃至整個世界來說非常重要,它不只是視覺化的表現方式,它同詩歌一樣具備了拓展一個人精神視界的功能。我曾對繪畫也非常著迷,極可惜后來也荒廢掉了。也許,詩歌能夠更為及時地與日常境遇和精神自我相遇,而方式也較繪畫更為省時。在20世紀80年代先鋒詩歌和先鋒繪畫發生了極其密切的關系,而今天二者卻幾乎是完全分立開來的。

  祝立根
:有,且是正面的。但之前是相對被動的影響,現在變為了主動。任何藝術方式都是一種世界觀(任何行業也是),都是觀察同一世界的不同方式,多一種觀察和解析世界的方式,總是好的。小弗洛伊德對現實世界的毫不修飾的屠夫式的展現,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就影響了我在詩歌中看待世界的角度和表現真實的方式。20世紀80年代先鋒詩歌和先鋒繪畫都屬于后現代藝術的范疇,以觀念先行為主,指導方式一致,結果也會趨于合流,但隨著藝術對社會的發聲需求(能力)降低,個體的覺醒,分道揚鑣和分崩離析也在所難免。俊明兄在之前提到的現在詩人的文本越來越精致和利己化,其實也是這種個體精神覺醒的一種延續。但相較于更強調形式感的繪畫(架上繪畫),詩歌無疑在表達和創造空間(空間切換)上更為多元和自由。

  霍俊明
:理解了你的閱讀史,也就大體知道了一個人自己的詩歌傳統,而閱讀對于當代詩人來說不只是個人興趣問題,還帶有文化“補課”的性質。盡管早已經是全球化和城市化時代,云南的文化地理景觀和地方性知識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甚至在于堅和雷平陽的寫作中越來越突出了對現代性話語的質疑。而在我看來,云南可能在地方性知識方面仍然帶有它的特殊性。

  祝立根
:是的,到現在我都一直在努力地補課。云南山川縱橫,河水流往四面八方,有點像傳說中的伊甸園。特殊的地理條件讓云南較為封閉,封閉的結果是落后的同時又保留了一些其它地區消失了的東西。有一個故事很有意思:據說有兩位古董商人用云南華寧燒制的青瓷,敲碎之后帶到北京,當作宋代的青瓷賣掉了。在云南之外,傳統的青瓷燒制早已絕跡,但云南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依然保有著這古老的技藝。如果說世界禮崩樂壞,只剩殘山剩水,那云南的山水,應該也是剩下的山和剩下的水的一部分。在那兒,人們還可以和自然相對,神跡和巫術還在人群中偶現,信仰的神的也還長著不同的樣子。一棵小樹,還有機會長成樹神,即使這樣的機會越來越渺茫。

現在我的家鄉生態環境已經非常好,處處是青山,處處皆綠化。這一方面得益于環境保護,更重要的則是現代化帶來的電、氣使用,人們做飯等等不再需要上山砍柴。小時候,我
  不知道在老家那些起伏的山巒上放倒過多少棵松樹。沒人砍樹了,環境自然就變得很好。但如果你走進這些茂密的森林,你會發現整個森林都是一些速生林、經濟林,難于再找到不同的樹木,曾經眾多的野果、菌子或蘭花,也蹤跡全無。這種沙漠般的同質化,同樣讓人焦慮,讓人悲傷。

  霍俊明
:由你的環境、生活和寫作,我也總是會想起整個云南青年詩人的寫作群體,甚至可以肯定,云南的青年詩人整體上看是十分具有實力的。當然,我也聽到了一個聲音,說很多年輕詩人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雷平陽等詩人的影響,而“影響的焦慮”使得一些詩人并未最終走出“前輩詩人”的影子。對此,你是怎么看的?你的閱讀和寫作中受到過雷平陽的影響嗎?或者說你對他的寫作如何看?

  祝立根
:繪畫有臨摹,書法需臨帖。學習先賢和長輩的得失經驗本就是一種好傳統。屈原之于李賀、魯爾福之于馬爾克斯、卡夫卡之于舒爾茨……概莫如此。中國新詩歷時才百年光陰,照搬照抄不行,食古不化更不可取,能直接參照的坐標貌似很多其實很少。于堅老師和雷平陽老師都是當下在新詩寫作中有大建樹的詩人,在云南寫詩,受其影響當然也就不奇怪。或許是因為有著和雷平陽相似的農村經歷和異鄉人身份,又或因他在文本變化、思想深度和想象力拓展等方面的探索和成就令我欽佩,受他的影響也就自然而然。實際上在當代詩人中,我個人覺得在某一段時間里,西川、歐陽江河都對我有過影響,戈麥尤其。至于如何“破壁”,則至始至終都是每一個嚴肅的寫作者都會去,也必須去認真思考和實踐的事情。“我手寫我心”誰都知道,但其中的努力,是“手”的更是“心”的,是眾口問詢的更是需要獨自去探尋的。

  霍俊明
:戈麥其實是一個很少被談論的詩人,當年對他的談論也是更多與80年代末期開始的“詩人之死”聯系在一起的,而對于戈麥的詩歌特質以及精神人格卻缺乏足夠的認識和剖析,而戈麥能夠對你產生影響必然是因為精神氣息的相近或某些共通之處。身處于云南空間以及詩人寫作群體之中,你對云南的詩歌生態滿意嗎?或者說,你覺得青年詩人的寫作中是否存在著缺陷和不足。

  祝立根
:戈麥是一個敏感、哀傷,心懷“修遠”的孤獨的詩人,或許我也是一個孤獨的人吧。寫作開始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自己一個人在摸索,我甚至沒有趕上許多人談論的論壇時代。對我而言,最初的寫作純粹是精神需求,接觸的圈子也相對狹窄,我一直認為文學是神圣的純潔的,然后愛屋及烏,覺得寫作者都是善良和明凈的人,時至今日,這種思維依然影響著我。這樣的想法也讓我吃過不少虧。當然如果有人進行此類社會調查,跟其他行業相比,我還是相信寫詩作文的人會更良善一些。

  青年詩人大都靠才華寫作,但事實證明,經驗非常重要。才華強調的是寫什么,經驗強調的是怎么寫。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地方,從靠才華寫作轉向經驗性寫作,由被動式寫作轉為主動式寫作。

  霍俊明
:是的,對于詩人來說日常經驗和寫作經驗都是非常關鍵的,尤其是寫作經驗更是需要不斷迭代、變化和調校才能使得詩歌更為持續和有效。從你參加《詩刊》社青春詩會至今,你覺得自己的詩歌有調整嗎?是否遇到了寫作的瓶頸期?

  祝立根
:我覺得我一直在調整,從心態、技藝、題材,觀察方式和寫作動機,一直在警告自己“我手寫我心”。我覺得參加青春詩會之后的這幾年,就是我的瓶頸期。這兩年來,心中有些壁壘出現了很大的松動,似乎有什么就要出現。謝謝青春詩會,讓我看見了圍墻,也感謝這次駐校的機會,讓我看見了之外的天空、白云,和雨水。

  霍俊明
:對于一個已經累積了越來越多寫作經驗的詩人而言,也會形成一定的封閉性和慣性。“寫作經驗”應該是不斷予以生長甚至調校的。那么,談談你的寫作經驗或者閱讀和寫作過程之中的一些感受吧。

  祝立根
:在我的閱讀中,我發現了一些對我的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的經驗。我把這樣的經驗反之視之為我閱讀和寫作詩歌的手段和杠桿,如同破解暗門的密碼。且在不斷的反復的測試中,我發現這樣的密碼是行之有效的。當然,這需要建立在將一首詩歌拆開為一些基本的要素時才能實現。比如詩歌的文本、審美,語言……就我個人而言,在之前的創作中我更在意詩歌的整體感覺——即在閱讀和創作完成一首詩歌之后,它留下的感受、情緒,也就是說,在此時所有的詩歌的語言、文本架構和內容,全都變成了詩歌的背景(被彌漫的情緒所掩蓋忽略),這是我更為認可的詩歌的樣子。這或許跟我喜歡杜詩和繪畫經驗有關:整體大于細節。當然,在整體的基礎上完成細節,是需要一直努力的事情。對此,我非常贊同俊明兄關于“寫作經驗”應該是不斷予以生長和調校的提法,唯有如此,寫作才會避免僵化和枯竭,唯有如此,詩歌的疆域才會不斷擴大,詩歌的寫作才會從驛站跋涉到另一個驛站。

  霍俊明
:有時候讀你的詩往往會感受到沉滯和壓抑的東西,甚至你的詩歌也很多次涉及到“死亡”場景或主題。這既是每一個詩人在面對存在的終極問題的時候都要必然面對的,又可能與個體的具體遭際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祝立根
:2001年,從故鄉到省城的公路上,當時的車輛是夜班臥鋪大巴車,車況很糟糕,仿佛隨時都可能散架。那天晚上,我一直心神不寧,總覺得車會出問題(我一點沒有虛構或夸張那種感覺),因為這種感覺,我一直沒有睡覺。凌晨2點左右,車子進入南華縣境內時,沖出公路側翻在三米多高的路下,我右肩受傷,卻一點也沒有慌亂。當我從車窗爬出來,一個人坐在車頭上時,我發現那是一片苞谷地,月光稀疏,苞谷的葉子在月光下像一把把鐮刀,也像一個個小小的拱門。我突然發現自己內心安寧,仿佛大石終于落到了地上。

  霍俊明
:是的,有時候一個人對冥冥之中要發生的事情會具有不可思議的直覺和感知。當年馬驊(1972~2004)在明永村小學做義務教師時他曾幾次在夢中驚恐于同一個景象,他乘坐的車子墜入到了瀾滄江中。這個情景反復出現在夢里,馬驊直接把這個可怖的場景寫進了詩中,甚至還在給朋友的信中(2003年7月20日)專門提及,“車子在瀾滄江邊的山腰上迂回前進,土石路上不時看到滑坡的痕跡。江風獵獵吹著,連續陰雨了一個月的天氣突然好起來。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擠做一團的二十多個學生們開始在車里唱著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時斷時續地在車里一閃即過,開車的中年男人滿臉胡茬兒,心不在焉地握著方向盤。學生們把會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銳利的歌聲里渾身打顫。有一個瞬間我覺得自己要死了。這樣的場景多年以前我在夢里經歷過,但在夢里和夢外我當時都還是一個小學生。圣經中的先知以利亞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臉,不敢去直面上帝的榮光。在那個時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亞,我覺得自己不配擁有這樣的幸福。”然而更具悲劇性的是2004年6月20日這個死亡的夢幻場景竟然在現實中重演了……

  祝立根
:2003年,曾經和我很要好的一個小學同學的妹妹,她剛剛考上大學,在我面前很怯懦地叫了我一聲哥,那種眼神我至今難忘。他的哥哥早在多年前就死于一場車禍,葬身于南天門下的薄雪草中。我身邊同輩人中,我的堂兄、同學,朋友等,非正常死亡的已經超過了10人,他們在我的身邊無聲地凋零,死在異鄉的懸崖之下或廢棄的公廁里。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還記得他們了。

  初中時,每年秋天我們都會像羊那樣,穿著要求的白襯衣被趕到縣禮堂的廣場上觀看公審大會,那些即將被槍決的犯人,脖子上掛著的牌子上打著的紅叉,隨意又粗鄙,在藍天白云之下,異常的醒目。

  還有一次,我從保山回騰沖,所乘坐的中巴車司機是我的一位小學同學,因為同學的關系,我坐在了駕駛座的旁邊,在翻越高黎貢山時,他突然跟我說:你看,現在一車20多人的小命,都捏在我的手中。我憋了好半天,才回了一句:XX,你這個狗日的。

  我很小就知道死亡終將到來。活著的人還得活下去,有時我覺得向死而生不單只是精神層面的,更是每日實際在發生的事情。對于詩歌的死亡,有時是一種極端情緒,有時是真是的在發生,有時是時間的代名詞,我覺得和時間對抗就是和死亡對抗。即使知道一定會輸。

  霍俊明
:說到“死亡”這個話題確實會有些沉重。關于詩人的“真誠”,這個問題你怎么看?

  祝立根
:我覺得真誠是最重要的,在我的詩歌創作中,我一直信奉的基本底線是“要想打動別人,首先打動自己”,當然這是指抒情方面的基本要求。除了情感、經驗、思想之外,“真誠”也包括修辭和技藝的態度,“修辭立其誠”,如果語言不指向具體的事物,那么它只是白紙上空洞的墨痕,無法像森林和石碑那樣站立起來。并且,在不同的語境之下,“真誠”同時意味著語言的邊界和生活的邊界。“不真誠”確實容易導致套路化和自我仿寫。

  霍俊明
:能不能用幾個“關鍵詞”來概括下你對詩歌的認識?或者說,詩歌在你這里具備什么樣的精神功能?

  祝立根
:救贖:詩歌對于我來說有救贖的功能,她使我安寧下來;澄清:詩歌使我分清了愛恨,看見了塵世中的自己;微光:詩歌像漫長的暗夜中遠處的燈火,我一直走向的燈火;拓展:載渡著我個體的生命,去抵達現實中無法抵達的時間與空間;安頓:在另一個世界里,漂泊的靈魂在那兒可以安頓下來。

  霍俊明
:似乎當下漢語詩歌中越來越增加了“杜甫的回聲”。質言之,我們越來越主動或被動地談起詩人與“現實”“時代”的關系。而“現實”或“時代”本身就是極其復雜的,每個人面對的不一樣,而每一個人對社會和世界的認知也不一樣,至于這一切落實到寫作中更是差異巨大。對此,你怎么看?

  祝立根
:其實我覺得把杜甫的詩歌完全和時代、歷史關聯在一起,是社會、歷史,公共知識等學科給予他的并不全面的定義。“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站在詩歌的立場上來看,杜甫的詩歌,只是他對他一生的記錄和講述,他走到哪寫到哪,他發現,他記錄,他創作,他嘆息。更像是他用一生的時間,完成了一個規模巨大、氣勢恢宏,涉及方方面面的行為藝術。他一直以一顆入圣之心關注著他的世界,他一直以“我”的視角,完成了他顛沛流離又繽紛絢爛的一生。但作為公共文化的關注對象,人們更愿意從這個巨大的詩歌寶庫中,取出眾人皆喜或刻意放置于高光之下的珍寶,從而形成了另一個杜甫的再造。但我至始至終認為,杜甫一直在書寫自己,書寫他看見的、感受到的自己身處的世界。

  霍俊明
:放在“同時代人寫作”的角度,你覺得目前我們的詩歌大體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水準或狀態?而從“未來讀者”和“終極寫作”的角度,我對當下的詩歌卻并不滿意。詩歌的面貌和功能實際上被一個個詩人給縮減和降低了,而“詩人”不僅是寫詩的人,更是具有精神能力和思想載力的“知識分子”甚至行動者。而我們看到的詩人卻很多都是精神疲軟者,更談不上什么思想能力,而更多是沉浸于日常經驗的平庸,他們并沒有在詩歌技藝和思想能力上來應對這個時代境遇和個人現實。

  祝立根
:每個人的寫作都會受其出生環境、閱讀背景、個人性情,生存現實等諸多方面的影響。由此類推,在紛繁復雜的現世之中,詩歌觀念和審美趣味異彩紛呈是必然的,詩歌呈現不同的風格、類別,甚至派別,是必然的結果也是目前最好的結果。難以想象在只有一種詩歌觀念的詩壇是多么地可怕,那些總是想著一統詩歌江湖的人或組織要么會成為丁春秋要么會成為岳不群。在我看來,目前的狀態雖然稱不上好,但也至少處在一個穩定發展的狀態,新詩無疑已經越來越成熟。

  當詩歌不再輕易地被當做鐵喇叭和沖鋒槍,也避免了格言警句和心靈雞湯,不再承擔大于自身能承載的文化和社會責任的時候,她指向了兩個關鍵的方面:從精神內核上她指向了人生;從技藝層面上她指向了藝術,即審美趣味。拋開詩歌的技藝不論,人生呈現出來的,至少又有兩個方面:一是情感,二是思想。情感源于心思想源于大腦,二者缺一不可,在我看來,詩歌在情感和智性上不能偏廢,必須要見心性,也必須要有足夠的精神能力,詩歌終歸只是詩歌,終究不是單一的思想工具或感情器皿,我想這也涉及到詩歌的邊界問題。作為情感、思想,語言藝術等各方面的統一體,過分強調情感的詩歌難有令人沉思的力量,完全只強調智性,缺少感情的詩歌,往往容易產生出一些學術遺址或高階段子。

  當然,在精神層面上,詩歌也必須堅守個人的尊嚴(這是最基本的),保持在時間和現實大潮中的獨立性和牢固性。有一次我去南京,在南京老城墻的城磚上,看見上面有許許多多的姓名和留言:燒制xxx、里長xxx……xxx到此一游、xxx我愛你……。他們被壘砌成一堵黝黑、森嚴、千年不破的城墻,有時候我覺得,如果現實和歷史是那堵高墻的話,那些留言和名字,就是詩歌。

  霍俊明
:我們幾乎無時無刻不處于新媒體技術的狂歡中,甚至AI智能寫作正在贏來越來越多的歡呼聲。電子化、屏幕化、即時性的詩歌平臺隨處可見,我們也身處其中。確實,新媒體和自媒體的平臺使得詩歌的生產、傳播、交互和評價的整個生態都發生了變化。那么,你覺得媒體和詩人以及寫作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

  祝立根
:表面上對詩歌的宣傳和推廣有好處,其實它混淆了詩歌邊界,降低了詩歌的門檻,帶來了詩意的支離破碎。當然也不乏嚴肅的自媒體和新媒體從事著嚴肅的詩歌工作,這種即時性的推廣,可以讓所有人在接受觀念和信息時,處在了同一起點,抹除了因地理空間和時間帶來的階梯性,同時也減少了優秀詩人被埋沒的可能。

  霍俊明
:我記得你曾經談論過詩人與傳統文學(文化)傳統的關系,在這里再來談一談吧!而“傳統”既是過去時的又是當代化的,那么你覺得尤其是2000年以來我們的當代詩人們是否在建構著屬于“新詩”自身的傳統?

  祝立根
:我覺得現在已經在建構屬于“新詩”自身的傳統了。但這樣的傳統,沒有唯一的標準,她只是一種傾向,一條模糊的邊界,這種傳統沒有確立什么才是詩歌,她基本確立的是:什么不是詩歌。其實新詩的傳統至少有兩個,一是中國古典詩歌(文學和文化),二是西方詩歌(文學和文化)。中國古典詩歌有天地山川和農耕文化作為其創作的基本盤,由此中國文化(詩歌)曾經得于在文明和自然、出世和入世之間進退自如。所以我總是用我們村的宗祠來形容我對詩歌傳統的理解:宗祠處在村莊的盡頭,曠野的起始;同時也是曠野的盡頭,人世的起始。這種處于自然和人世邊緣又仿佛處于二者中心的位置,使得它像一個天平的平衡點,平衡著中國傳統文學創作中的一些要素,所謂“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在文化道統和體驗發見之間,“文”使詩歌葆有了文化的傳承和滋養,從而防止詩歌流俗于粗鄙,而不至于變“野”;而“質”則使詩歌具有了對現實世界的體驗、觀察,以及創新拓展能力,如果詩歌沒有了這樣的能力,那么詩歌也就沒有了耳朵、眼睛、鼻子、指尖,沒有了動人心魄的花香和水聲。沒有了個人生命體驗的詩歌,必然走向堆詞壘字的空泛和乏味,變得“史”了。另外,宗祠背對人世面向曠野,背對曠野面向人世,背負著通神的事務又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場合,故一方面它有著通神的一面,具有宗教的崇高感和心靈救贖的力量,又不會一意孤行地走向教義和哲學,同時,宗祠置身于村莊和原野,傾聽著季節里的花開和蟲鳴,看顧著人間的煙火熄滅又升起。在城市文明(審美)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之前,我想它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長期有效。

  霍俊明
:現在有沒有新的寫作計劃?除了詩歌之外的文體有沒有進行嘗試?

  祝立根
:有了新的寫作計劃,想要把一些想法和觀點呈現出來,視角和方式也改變一下,或許會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也想寫一些那兒的散文或隨筆。

  霍俊明
:我們談論了這么多,當離開文字、書本和詩歌,我們還不得不面對近乎重復的日復一日的生活和工作。回到云南后,祝兄一切順利,多多保重!

  祝立根
:是,唯有文學令人持久亢奮和幸福!但生活和工作也需要去努力。多事之年,萬物蕭蕭。請兄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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