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地理詩與漂泊者

2020/5/11 11:26:00

地理詩與漂泊者:安琪短詩寫作片論
 
作者:盧楨 張雅晨

 
  以2003年為界,安琪的詩歌寫作可以分為“長詩福建”和“短詩北京”兩個時期,這些大部分寫于新世紀的短詩集中收錄于《極地之境》和《美學診所》等詩集。如果說漳州是積聚安琪文學想象的空間,那么北京則充當了詩人試煉語言的話語場。與表現生命極致狀態的那些長詩篇章不同,短詩本身的體式規模、運思方式、空間構成決定了安琪的寫作必然要發生思想與美學的多重轉變,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表達一種“徹骨的絕望感”[1],亦如馬知遙的論述,安琪向短詩寫作的側重意味著她步入了“成就的快慰和黑暗的降臨”[2]的時代。她的文本雖然短促,但往往能夠從生活的細節入手,捕捉到女性在現代城市經驗中微妙的心靈痛感,并將之詩意提煉進而理性加工,以諸多細小的經驗連綴出女性在“地理/心靈”雙重漂泊中的外部觀察史與內在心靈史,這使得她的寫作踏進了一個新的境界。
 
  安琪曾在博客中寫過一篇名為《長詩福建與短詩北京》的文章,單從題目上便可揣測出地理遷徙經驗和詩人寫作的對應聯系。從某種意義上說,詩人生存空間與場域的變化往往伴隨著其人生的轉折,而“北漂”生涯的開始也的確對安琪的創作產生了顯著影響。2003年,33歲的安琪告別了穩妥清閑的文化館工作,她離開了漳州,只身一人到北京闖蕩,從此卷入了動蕩而刺痛的生活。和普通的北漂一族一樣,安琪幾度更換工作,也多次更換住處,物質方面的壓力和精神上的漂泊感,使她陷入巨大的身心焦慮。她基本關停了自己的長詩寫作,而把短詩作為抒發情感的主要依托,如她自己所說:“我的好多詩作都是臨屏順手打出來的,許多詩還是來自于朋友們現場命題,多么古怪的命題我都能把它扯到自己的現實經歷。”[3]如果說她的“個人化寫作”在今天已經走出了專屬其身的獨特向度,那么這種向度的緣起則是從她專一“寫自己”開始的。
 
  從安琪來到北京之后寫下的一系列短詩可以看出,這些文本基本上都是以漂泊者視角對生活作出的觀察與記錄。在《極地之境》所收錄的343首短詩和《美學診所》所收錄的120首短詩中,可以發現其中半數以上的詩歌都是“地理詩”(或者也可以稱為“游歷詩”),即詩人在游覽或是途徑名山大川時記錄下自己的所見所感,進而通過語詞的重組加工成的短章。這類詩歌通常是以地點或時間命名,例如《鼓浪嶼》《雍和宮》《潭柘寺》等,其內容基本都是摹寫旅途中看到的景物,抒發詩人“在路上”的所思所想。觀看經驗與女詩人的內心情感融合之后,生發出寫作者對時空變幻的獨特認知。需要言明的是,安琪的“地理詩”寫作并非從“北京短詩”時期開始,在她的“福建長詩”時代,依然存有不少“地理詩”的端倪。例如1998-1999年創作的《九寨溝》《西藏》,2000年的《張家界》《九龍江》《泉州記》,2001-2002年的《武夷三日》《西安》等。[4]可見,安琪“地理詩”的創作不僅與詩人生活的變動有關,也是其心理狀態的一種自然延伸。
 
  一、景觀標志與情感空間
 
  《極地之境》既是一部詩集的名字,也是一首詩的名字,這本詩集有一個副標題,即“2003-2012,北京。短詩選”。而詩集《美學診所》的封面也清楚標明了詩歌創作的時間:“2013-2016”。這或許說明一個問題,即安琪有著強烈的時間和空間意識,她的詩歌都是按照線性的時間順序對其北漂生活和游歷經驗進行的記錄。同樣,在每首詩的末尾,詩人也詳細標出了寫作的時間與地點,這正是以一種游歷者身份寫成的詩歌。對于這種寫作心態,詩人曾如此表述:“我經常在詩/文中實名寫入我某個階段交往的人/事/物”,即使“有一天我不在了”,人們也能“通過我的文本勾勒出一個叫‘安琪’的人曾經存留人世的痕跡”。[5]游歷者的生命軌跡建構在明確的時空坐標系統中,定位了抒情主體的精神存在和思想意識。
梳理安琪來到北京后的行旅軌跡,我們不妨按照其地理抒寫的景觀標志物進行歸類。第一類是城市文化符號,如《在天橋的下午》和《燈市西口夜歌》,前者從行人匆匆的天橋劇場回溯到對舊時光和傳統事物的懷想,后者則以極小的篇幅抒寫隔絕意識:“夜的公交車一輛,一輛,不認你/不認我,不認這城市/不認這塵世。”公共汽車所環繞的城市行程,再現了城市人周而復始的單調生活:冷漠而僵化,平板而整飭,缺乏希望亦不會絕望。機械規律的生活本相既屬于公共汽車,更屬于乘坐它的都市人。這一意象深刻地穿透了都市的所有現實,它越是不認識我們,我們便離孤獨越近。再如《菜戶營橋西》中,仿佛存在著一雙潛在的眼睛,它在圍繞菜戶營橋周邊的幾個地點游弋徘徊,散點透視著匆忙的人與怪獸般的物質現實。眼睛的主人好像在以調停人的身份組合著貌似脫節的一幕幕劇情,這些劇情作為原生態的普通日常事態,似乎永無結束,抒情者在“左一道右一道的橋”之間望見“月亮像白血病患者慘淡的臉凄清而哀怨”,吐露著主體存在感缺失導致的心靈焦慮。這首詩不僅讓人聯想起安琪的那首《輪回碑》,她把無數個事態意象堆砌一身,甚至取消了標點,其抒情主體的語言仿佛從癲狂者口中吐出,文字還原為無數聲音片段的組合和缺乏明確意義的能指延續,后現代的復調之音使人振聾發聵。這是詩人聽到的城市之音,更是她觀察到的城市細節。漫游者眼中的城市呈現出碎片化的存在,生活也支離破碎為一個個段落式的情節。此外,在諸多城市意象中,安琪特意寫下一些涉及文人故居的紀行詩作,她游走在北京的歷史人文空間中,創作了《給曹雪芹》《曹雪芹故居》《陶然亭記》《在昌平》等紀念古人/故人的作品。這些詩作多以引物傷懷的情態出現,其間蘊含著寫作者對傳統文化和現今生活狀態的反思與參悟。通過消亡在傳統中的古典文化元素,詩人試圖慰藉落寞空虛的精神現實,為心靈找尋片刻的寧靜。
 
  第二類是自然景觀,其作品如《昆玉河》《康西草原》《北戴河》《陰山在后》《京東大峽谷》等。值得注意的是,這類作品集中體現出詩人對大自然的敬畏和莫名的親近感,往往指向生命的奔放與自由境界。在《康西草原》中,詩人寫道:“我說馬師傅難道你沒有看出/我也是一匹馬?”馬是自由的象征,是安琪野馬般浪漫精神的寄托物,字里行間的從容和對于快馬節奏的追求形成鮮明的張力,抒情者流暢平穩的敘述間,潛隱著一種追求開闊的精神氣象。可以說,安琪就是那匹快馬,她在康西草原奔跑,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飛馳,而這種飛馳的速度,具有企慕的色彩,實際上是對現實生活節奏的反撥,帶有超拔之美。第三類是佛寺廟宇,其作品例如《潭柘寺》《在白塔寺》《云居寺》以及《在法源寺》等。對于安琪來說,宗教的神秘氣息以及神佛的宏大氣場,給予詩人一種自我反思、自我否定的機遇。如《大覺寺》中寫道:“我還沒有大徹大悟/我找你找得那么苦……我起身/步態迷離/我離開/心懷期待/我把大覺寺作為我的出發地。”可以看出,此時的大覺寺成為詩人心靈中的一塊凈土,在這片凈土上,詩人生活和寫作中的焦慮漸漸得以安撫,抒情者也在神性的庇佑下得到超驗性的解脫。神性維度的建立,使詩人意識到人的有限性,并依據對這有限性的理解悟出人的卑微,從而完成精神的自省。再看《雍和宮》一詩,抒情主體在“一個明媚的午后”來到雍和宮,詩人以攝像機的視角捕捉宗教建筑中的菩薩、度母、歡喜佛、殿堂、經書,將之作出具象化的列舉,然而詩義結構卻在結尾發生反轉:“我看見/我被看見//看見和被看見都不會靜止不動/看見不會使靈魂安寧/被看見不會使生命真實。”“看”與“被看”結構為一組悖論關系,曲折地彰顯出詩人自我的主體性存在。除此之外,游歷宗教廟宇給予詩人的體驗還有另一重境界,她曾在散文《二進大覺寺》中說:“最理想的死……就是在路上,……在路上的死是最為合情合理的,尤其是在奔向一個目標的路上,尤其是這個目標還是通常所確認的有意義。”[6]詩人借助游歷體驗觸發對生死命題的思考,人生即行路,當詩人意識到這一點時,她的行旅經驗便與心靈經驗發生哲學化合,詩歌的理趣也應運而生。
 
  在安琪的地理詩中,其所見之景和所創設出的意象均能隨詩人的心路歷程與主觀情意隨意翻飛,上下奔騰,且具有極其廣闊的時間意識與空間觀念,縈繞字里行間的蒼茫壯闊之感,甚至讓人在某些特定的時刻緬想起海子。海子有一首以“敦煌”命名的詩歌,詩人從廣闊的時空中講述敦煌的起源,最終將時間與空間交匯為茫茫宇宙中的一個點,而這個點就是詩歌主人公的精神立足點。和這首詩的精神衍變軌跡類近,安琪的不少詩歌都與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她的短詩有大量涉及山水地理行旅的篇章,但它們并不是單純的風光贊歌,而是融入了詩人的人生體悟和哲理的“感性詩歌”。詩人的眼光并未完全停留在風景本身,她注重尋找外部風景與內在精神的互文聯絡。更多情況下,詩人是以外鄉人的冷峻目光觀察世界,帶著敏銳的探索眼光去發現美,而詩文中出現的時間和空間,則都被詩人充分人格化了,附著了屬于她的精神印記。即使是像《蘆溝橋》《西平莊》《水長城》等注重冷靜白描的詩篇,看似是詩人主動退至后臺,讓事相自身說話,詩文仿佛氤氳著“零度寫作”的氣息,實際上也從另一個向度上深化了“觀察者”的角色意識,我們依然可以透過重重事象抵達詩人的心象。
 
  二、現實和精神的雙重漂泊者
 
  新世紀以來,“北漂一族”已從一個對外來進京求職者的群體稱謂衍變成一個帶有文化意味的特有名詞。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們的個人意識逐漸加強,每個人都渴望著實現自我,體現自我的價值。北京作為首都,自然以其各方面的優勢,成為全國各地外出謀求發展的有志之士之首選,于是,“北漂”一詞應運而生,作為地理遷徙者的安琪也是其中一員。
 
  和普通的年輕人一樣,最初的安琪并不安分。1998年,她在《失語》一詩中曾頗具激憤地寫道:“漳州,漳州,我很快就要背井離鄉”,在同年的一篇文章中她也如此發問:“一個沒有離開家鄉的人你能說他/她有故鄉嗎?我認為沒有。”對于當時的安琪而言,故鄉于她是羈絆,是阻礙,像祖祖輩輩一樣老死家鄉的人生是毫無意義的。在《女性主義者筆記》這篇文章中,安琪聲稱自己像男人一般喜歡追求動蕩不安的生活,而“北漂”之于詩人,或許可以理解為一種自我流放,是她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和對新事物、新的生活圖景主動追求的結果。如果一個人在現實中經歷了種種苦難和悖論,卻無法獲得排遣,他往往就會為了尋找新的寄托而選擇“出走”。除了家鄉,哪里可去?對于當時的年輕人來說,北京無疑是文青心目中文學藝術的殿堂,是實現自我的地方。也許是被關于諸多北京的夢幻敘事所打動,安琪也像任何一個北漂族一樣,她懷揣著青春的夢幻感來到北京,然而并不如意的現實卻消融了她的夢想,使之在現實的漂泊身份之外,又多了一道心靈漂泊者的醒目標簽。
 
  安琪的很多詩歌都寫到了漂泊的精神狀態與孤獨的個人體認,甚至以“孤獨”作為其精神顯在的符號特征。她也多頻次地涉及對“命運”的抒寫,如《一意孤行》等詩歌描述的那樣,詩人相信總會有一種高于人的價值存在,而命運,也許就是我們最難以掌控也無法參透的那個終極。因此,她的某些詩歌便投射出宿命論的意味,每當抒情者遇到艱難險阻,想要徹底放棄時,便會預感到有個隱約閃爍在頭上的光芒指引著她,給她希望并使她相信命運會帶領她走出低谷。冥冥之中對命運的感知,使茫然無措的她接受了這些神性氣息的暗示,其躁動不安的精神有所附麗,這種受惠于“天意”指引的詩歌寫作,尤以《像杜拉斯一樣生活》最具有代表性。2003年,安琪剛到北京不久,剛剛開始從事獨立編輯工作,也自感終于在北京找到了施展一技之長的舞臺,從而為今后的生活確立了方向和依據。一日下班后,寫字樓內人去樓空,安琪一人翻閱著自己這一個月來辛苦工作的“戰果”,突然有了寫作的沖動,于是迅速寫下八首詩歌,其中就包括后來為大家所熟知的《像杜拉斯一樣生活》。這首詩對于安琪意義非凡,甚至可以說是她到北京之后觀念轉變的明證。全詩籠罩在一種不斷加快的速度和分秒必爭的節奏感中:“腦再快些手再快些愛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這種高效率快節奏仿佛子彈彈射一般的語速語調,動態擬現了北漂一族對城市生活的切身感受。在詩句的末尾,抒情者最終沒有跟上杜拉斯的節奏,這令其崩潰而頹喪,而這種瞬間產生的情感體驗,也是北漂一族心理狀態的真實寫照。從語勢上看,這首詩充滿了狂放之氣,而深究其里,則投射出現代人的無奈甚至是絕望。“像杜拉斯一樣生活”是每一個北漂者心中的烏托邦,但正是這樣加速度高壓力的生活,似乎又在冥冥之中牽引著詩人,使之在不斷遭遇此類狂放與絕望的矛盾情境下,一遍又一遍地激活著自己的潛能,釋放著對探索未知之境的渴望。
 
  在具體操作上,安琪經常主動把自己內化為詩歌中的漂泊者,這個漂泊者可能是在地理遷徙中真實出現的閑逛者,觀察周遭的凡俗人群,也可能是詩人通過靈性建構起的想象世界中的心靈漂泊者。她尤其強調塑造“夜”與“夢”的想象空間,要“從夜晚清涼的風中提取我需要的元素”(《夜晚的方向》),在夢幻想象中抵達靈魂的自由瑰奇之境。還可能是像《鴉群飛過九龍江》中描述的那樣——“當我混跡鴉群飛過九龍江/我被故鄉陌生的空氣環抱”,觀景人與景物融為一體,現實的漂泊者與精神的漂泊者合二為一。無論是現實的游歷還是心靈的神游,我們都可以看到,詩人的棱角并非隨著頻繁遷徙和生活變動而磨平,而是不斷投射著向生活索取意義的野心,她試圖與現實和想象世界中的任何事物主動發生話語聯系,時刻謀求著彰顯自我存在的機會。
 
  盡管詩人有過“請允許我把北京當作自己的終點”,想要“成為北京的一塊石頭”的沖動,希望結束漂泊的生涯。(《在北京,在終點》)但漂泊之于任何一位詩人,恐怕都是構成其精神本質的重要元素,當詩人認識到這一點之后,“漂泊”對其而言便不再是負向的精神情感,而具有了某種正向的價值信息。在《漳河水凍》中,詩人乘車路過漳河,雪中的現實河景冷清寂寥,然而詩人卻穿過表象,在河流的歷史中感受到它的溫度。抒情者看到了西門豹,看到了河邊哭泣的女子,看到了修筑水渠的工匠,看到了一條河流的前世今生……從現實發現歷史,由歷史衍生奇詭的想象,展開精神的漫游,發散漂泊者的人生感悟,仿佛成為安琪寫作的一個向度。正如她寫下《后海》,卻從后海看到了秦淮河的繁華,她以追溯式的文化想象充當觀看風景的裝置,一次又一次地經歷著輪回,貫穿在歷史的多個時段之中,發掘隱含其中的隱秘信息。她還對歷史上那些偉大的“出走”心向往之,比如她曾多次提到“出埃及記”的典故。以《海上紫陌》為例,詩人寫道:“在黑暗中走出埃及就像走出你我。”“走出埃及”象征著自我的救贖,也潛隱著詩人既不能敞開自我又不能實現自我的人格矛盾。無論是“漂泊”還是“出走”,其實都是詩人面對現實采取的一種情感策略,既然現實的速度無法更改,壓力難以紓解,那么倒不如通過想象情境的建立,把抒情者置于漂泊的自由境界,令其在消弭時空古今差異的游走中,不斷化解著自己身體內那些“極端”的情緒與觀念,使自己能夠和安居的城市語境和諧相處。
 
  三、游歷文本的價值估衡
 
  在《憶泰山》中,安琪寫道:“如果我不寫出泰山,我必被泰山沉沉壓死/必死于對曾經游過泰山而一字無成的回憶。”她把寫作目之為一種不吐不快的情感釋放,這使得她那些涉及“游歷”的地理詩篇不僅具有普通游記的功能和作用,記錄著詩人這些年的游覽經歷和游覽過程中的深層思考,同時還內蘊著詩人對文化風景的獨特采擷和對內在生命的深睿體悟。一方面,詩人屢次提示給讀者她的“觀看”位置,這些文本包括《七月回福建的列車上》(火車)、《何遠之有》(公交車)、《輪渡》(船舶)、《在回京的飛機上回望成都》(飛機)等。交通工具的轉換帶來觀看角度的變化,它往往能提供給我們不一樣的新視野。另一方面,游歷本身所具有的對未來經驗之追求,切合了詩人浪漫而富于幻想的精神特質,它能激發出詩人的主體創造力,將他們引入多元文化的宏觀場域。借助地理的游歷和靈魂的漂泊,詩人實現了與自然、與城市、與心靈時空的交互與溝通,進而堅定了對詩歌的恒定守望。
 
  從城市文學的角度言之,“地理詩”既是個人漂泊的一種記錄,同時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它也具有著“以小見大,以家比國”的作用。中國社會由鄉土社會向城市社會演進的過程,也是現代人穩定感不斷喪失的過程,城市化的進程使古樸的田園故鄉已然不存,充斥其中的是鋼筋水泥和混凝土的冰冷氣息。打工潮的興起、人口的遷徙、家庭的離散,使漂泊成為進入新世紀以來人類的整體性命運,在經歷了“上帝死了”、“人死了”的精神變故之后,人類進入了困頓而迷茫的“尋找價值”時期,成為現代派藝術中的“游魂”,讀解安琪的詩歌,正應將之放置于這一宏大的精神背景之中。[7]幾乎所有具有北漂經歷、抑或有著遷徙經驗的詩人都抒發過對城市喧囂和污濁的精神反感,他們身居城市,卻喜歡寄情山水,特別珍惜于其間獨處的機會,試圖在自然中重新發現自我,捕捉與靈性妙思的機緣,這也是安琪這類短詩的一個特質,而地理上的身體“回鄉”,則構成其主要表現。在詩人寄情的《父母國》等詩作中,“鄉村”或者說帶有地理標記的故鄉意象,都充當了詩人反撥城市經驗的隱喻工具,潛藏著游子背井離鄉后的迷茫與孤獨。她的寫作策略是將現實中的自然田園、地理鄉土背景化、意象化,使之被詩化成為帶有明顯象征意味的精神喻體,指向人性的純粹與心靈的潔凈。

   在詩歌《極地之境》中,安琪寫道:“你看你看,一個/出走異鄉的人到達過/極地,摸到過太陽也被/它的光芒刺痛。”這里的“極地”指比“異鄉”更加遙遠的地方,而詩的最后,一個“摸”一個“刺”,一個溫柔,一個尖銳,詩人明知會被刺痛,卻仍毅然決然選擇到達極地,選擇去觸摸太陽,這是一種玉石俱焚的決絕,是懸崖上短兵相接的生猛。這首詩是詩人在返鄉后與舊友重逢歡聚所作,也可視為她對漫游與寫作經歷的整體性認知態度。從與朋友們的重逢切入,看似輕松隨意,開心自在,實則另有玄機,在生活的表象之下,暗藏著詩人深入骨髓的心靈史。文本語境中抒情者的朋友們生活安逸,從未經歷過詩人當年的悲哀,但這種安逸的生活卻未能得到詩人的認同,至少在本詩中沒有表現出來。立于安琪的視角,“‘故鄉’仍然是曖昧的,不牢靠的,她似乎隨時都可能重新出發,她的命運似乎只能是‘在路上’——一旦選擇成為異鄉人,就永遠是異鄉人。”[8]向衛國的評價可謂一針見血。的確,“極地”是普通人無法踏足的地方,即使到達也無法久居,無論是“異鄉人”還是“在路上”,圍繞“極地”的漂泊與遷徙永遠是安琪詩歌的精神背景,穿透了她的寫作版圖。這印證了詩人在《秋天回鄉》中的語句:“事實上她已是故鄉和異鄉的棄兒/這是宿命,必然的/如果你也曾拋棄故鄉/她就是你!”
 
  對故鄉的血脈記憶和精神“離鄉”的糾結與矛盾,借助微小的詩歌閃電得以照徹。當夢想照進現實,曾經的遐想便容易化為泡影,等待詩人的可能是故鄉與異鄉的雙重“拋棄”。如果是早年的安琪,這種感受或許很容易引發詩人產生極端的隔絕經驗,不過,隨著心態的日漸穩定和經驗的日益豐富,安琪對于游歷漂泊的經驗表達也更為多元。她不再對現實作出簡單二元對立式的價值判斷,而將日常生活視為觸發想象的詩意生發點,最大限度地調動著城鄉意象符號的象征魅力,尤其注重從人群經驗和物質風暴中疏離出自我的精神存在,在物質與靈魂之間尋找平衡支點,盡可能深入抵達城市個體的獨立經驗空間,故而詩歌中表達出的情感也呈現出更為立體的特質——或是在不斷流動的地理空間中打破文化和地域的樊籬,用更為純凈的思維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審視個體生命的價值[9],或是通過對城市事態瞬間的凝盼、體味和思索,從淺層的偶發動作找到介入意義深層結構的渠道,尋求向未來不斷延伸的意義,甚至依靠極端化的想象情境表達殊異的生命體驗……凡此種種,都是安琪試圖打磨文本那個內在的“自我”,使之與現實發生關聯的一種嘗試,也是她將“個人化寫作”落于實處的文本實驗。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
 
  注釋:
  [1]摘引自安琪自印詩集:《你無法模仿我的生活》,第3頁。
  [2]摘引自安琪自印詩集:《你無法模仿我的生活》,第3頁。
  [3]沙白、安琪訪談:《未經文字記錄的人生不值一過——安琪采訪記錄》,娜仁琪琪格主編:《詩歌風賞》2015年第2卷。
  [4]關于這方面的總結,可以參考王洪岳:《作為生活和信仰方式的詩歌寫作——安琪長詩研究》,《南方文壇》2013年第1期。
  [5]安琪:《女性主義者筆記》,《極地之境》,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6頁。
  [6]安琪:《二進大覺寺》,載老皮主編詩歌民刊:《詩歌藍本》2008年卷。
  [7]參見胡少卿:《一個強勁的靈魂在路上——讀安琪短詩集<極地之境>》,《文藝爭鳴》2013年第10期。
  [8]向衛國:《目擊道存——論安琪》,《青海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9]摘引自孟雯:《文學地理學視野下的安琪詩歌創作研究》,重慶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原載于《百家評論》,2020年第一期。
 
  作者:盧楨  張雅晨
  來源:極地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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