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堅:現代寫作其實是“文”的復活

2020/4/27 9:10:00

 

《巴黎記》,于堅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20年1月第一版,88.00元
 
于堅:現代寫作其實是“文”的復活

 
  寫作就是文,就像文這個字既是名詞也是動詞一樣,在名詞,它的意思是,寫一切。

 
  “世界仿佛蒙著一層包漿,停在遙遠的一日。我青年時代的某一天,我在夢里來過這里……我一直被蒙在鼓里,以為求新是一個世界趨勢,全世界都在忙著推倒重來。我茫然,發現巴黎巋然不動,滄桑大道,到處是歷史、時間、細節、包漿、舊世界。一頭頑固守舊的大象,趴在世界之夜中。我沒有抵達未來,倒仿佛回到了過去。”巴黎不僅是巴爾扎克、雨果、喬伊斯、馬爾克斯、海明威、本雅明的巴黎,也是于堅的巴黎。通過自己二十余年對巴黎的多次造訪、沉思熔鑄成63段巴黎絮語,數千張圖片中精選出163張精彩街拍,圖文并茂地呈現巴黎這個詞的璀璨、深邃和偉大。體現了于堅最近幾年對寫作的新思考,他說,他近年的寫作試圖重返漢語的“文章”這個傳統。
 
  《巴黎記》可以視作于堅深度解密“巴黎之所以獨一無二”的哲思之文的集合。在遺忘加速的時代,各種文明彼此刺激可以激活記憶。對于堅而言,巴黎不僅僅是一種旅行,也是一種田野調查。歌德所謂的世界文學的時代,意味著“田野調查”不再僅僅是“宅茲中國”。
 
  中華讀書報:您第一次去巴黎,巴黎給您什么印象?二十多年來您數次去巴黎,巴黎最令您著迷的是什么?
 
  于堅:我第一次降落西方,就是巴黎。1996年秋天,我應邀去荷蘭萊頓參加萊頓大學一個關于中國當代詩歌的國際會議。飛機在雷電中迫降巴黎。我記得次日黎明打開窗子,看見的巴黎令我大吃一驚。我的世界觀受到巨大震蕩。就像一個井底之蛙來到了井口上,世界可以是這樣的,人們可以這樣生活,古老、樸素、安靜,其樂融融。我已經習慣了無休無止的拆遷,灰塵滾滾,以為全世界都一樣在追求日新月異。驚訝地發現我外祖母的那個生活世界在這里繼續著,我覺得古老的世界搬到這里來了,令我感動不已。
 
  我住在父子倆開的老旅店里,在鋪著桌布的桃花心木餐桌上吃這家父親做的小面包,腳下鋪著高祖父時代買的地毯,仿佛來到了羅曼·羅蘭、巴爾扎克、左拉們的小說里面。這些作品我在文革時期曾經偷偷閱讀,印象深刻。房間里有陽光燦爛的陽臺!我來自沒有陽臺或者陽臺被封起來的城市。
 
  巴黎在普遍追求煥然一新的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巋然不動。它對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對自己的“舊”自信。這樣就可以了,生活到此為止,這就是生活,就是美好,愛著即可,繼續即可。巴黎人不稀罕進步。一切都是為著生活,如果那是生活,守舊就是好的。如果那是生活,進步何嘗不可。生活,而不只是活著。生活就是藝術,似乎中國宋代的世界觀轉移到了巴黎,我有蛛絲馬跡的證據,這個城市曾經仰慕中國。許多巴黎人會講英語,但是不講,他們以法語自豪。英語越來越工具化,越來越適合進步、創新,法語以古典、優雅、復雜、緩慢為傲。以普魯斯特、波德萊爾們的語言為榮。我在一位譯者家里吃飯,她最自豪的是她家有四把路易16時代的椅子。
 
  寫作是一種對語言的回憶。語言在世界中,等著作者召喚。你來了,你遇到那些詞,你說出。有些語詞是難忘的,必須說出以釋懷。《追憶逝水年華》乃是對語言的追憶。
 
  為什么寫《巴黎記》,這不是一本游記。這是對巴黎這個詞的某種鉆探,巴黎不僅僅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詞。就像“言必希臘”的希臘。就像“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長安,就像一位與伯里克利同時代的人說的:“假如你未見過雅典,你是個笨蛋;假如你見到雅典而不狂喜,你是一頭蠢驢;假如你自愿把雅典拋棄,你是一頭駱駝。”
 
  將巴黎視為旅游熱點、購物中心還是一個隱喻,是兩種不同的世界觀,非常鮮明。
 
  中華讀書報:您筆下的巴黎有何特點?
 
  于堅:我寫的是我的巴黎。巴黎是一種黃金材料,一個黑洞般的隱喻,吸引了無數作者。對于我,空間就是時間,時間就是空間。讀那些巴黎之書是在紙上旅行,紙是一種空間。在巴黎漫游是在時間中旅行。我通過絮語、陳述、引文、圖片寫下了我的經歷、見聞、思路,靈感。寫作就是重構記憶,我實驗著一種寫法,回到傳統的文,文就是沒有文體形式的分類,只有文。在這本書里面,隨筆、散文,記敘文、小說式的片段、分行的詩、引文,圖片混為一談,時空,過去與現在交錯往復。這是藍調式的文本。我很在乎如何寫,一直在想怎么突破那種慣常的散文回到文。《巴黎記》是從散文回到文。
 
  中華讀書報:您愿意如何評價巴黎?
 
  于堅:在全球化時代,故鄉越來越小。人類如今只剩下某種共同故鄉,而不是像古代世界那樣無數的平淡無奇、各有千秋的故鄉。故鄉已經被經典化,標本化了。巴黎是個活著的故鄉標本,屬于人類記憶。故鄉意味著記憶的持存,能喚起記憶的地方就是故鄉。這也是為什么我特別喜歡旅行,旅行就是讀書,是對失憶的治療。我在世界許多地方都會發現我青年時代以前的昆明。巴黎有一種小蛋糕,我童年吃過。哇,有一天在巴黎忽然出現,襲來一股味道,記憶瞬間復蘇,這是一種普魯斯特式的經驗。
 
  巴黎有一種廢墟氣質,彌漫著某種悲情,最后的,最后的,某種波西米亞式的感傷。美好的事物都抵達了“最后”。故鄉成為一種集體記憶,人類其實有一個共同的故鄉,不是現實中的遺址,方言,而是某種傳統的精神生活。這種精神生活乃是對古老、包漿、人性,愛、慈悲、時間、浪漫主義、永恒、靈魂、“金色池塘”、本雅明所謂“靈光”——這些東西的迷戀,惋惜、刻骨銘心的記憶。這種從人之初就開始的靈魂性,雖然世界空間一再變化,但是從未在時間中消失。因為那些偉大的作品已經將這個故鄉記錄在案,人類無法遺忘了。呵,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生活,這樣的快樂,這樣的瘋狂,這樣的好日子。在這種記憶中,希臘就是巴黎,巴黎就是長安,長安就是洛陽,昆明就是巴黎,十九世紀就是二十世紀。我去年秋天去了希臘,發現人們依然像公元前七世紀燒制的米諾斯陶罐上的人們那樣生活,唱歌,跳舞,飲酒,躺在海邊。
 
  中華讀書報:《印度記》《巴黎記》,您是打算寫一系列嗎?《巴黎記》在同類作品中有何特點?
 
  于堅:我最近三年還完成了三本書。《在源頭》寫的是瀾滄江源頭地區,《密西西比河某處》關于美國,此外還有《希臘記》。如果有特點的話,我近年的寫作,都是要回到文章。
 
  中華讀書報:您怎么理解“文章”?
 
  于堅:寫作就是文,就像文這個字既是名詞也是動詞一樣,在名詞,它的意思是,寫一切。文人就是寫一切,司馬遷、李白、蘇軾都是偉大的例子。文人一詞其實統括了小說家、詩人、劇作家、評論家、記者、畫家的身份。在動詞,它的含義起源更早,文,錯畫也。文就是為世界文身。山水詩、山水畫都是在為大地文身。詩、文章、繪畫、舞蹈、音樂無不源自文身。文是古代薩滿教祭祀向書面的一種轉移。文就是祭。隨物賦形,這個形是不確定的。在一篇文中,即將出現的是隨筆、分行的詩、小說、評論或者圖像……這是不確定的。
 
  中國古代那些偉大的經典無不是文。《左傳》的風格極似《尤利西斯》。嚴肅的作者應當已經注意到,西方19世紀末以降的寫作都在努力脫離傳統的線性寫作,寫得更自由,更隨心所欲,更沒有文體界限。無論喬伊斯、普魯斯特、羅蘭·巴特似乎都在將他們的寫作“隨筆化”。
 
  漢語是一種大地語言,所以,上善若水,隨物賦形。這意味著寫作是文的流動而不是形的凝固。
 
  寫作其實不過是一種對語言的回憶,是語言的一次次超度、轉世。我以為現代寫作其實是一種文的復活,它以復古的假象呈現著真正有效的現代性。

  中華讀書報:2019年,您在《鐘山》雜志開了一年的專欄《以文為生》,是否也在踐行這一觀點?
 
  于堅:“以文為生”是我最近十年以來的“回到文”的嘗試集。寫作是寫意思還是寫語言?我認為是后者。人、社會、時代、歷史……沒有語言我們不知道那是什么。詩言志,有無相生,志是無。詩是語言之有。有無相生,以文照亮,謂之文明,文教。人通過語言而在。
 
  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舒晉瑜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425/c405057-316876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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