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文學地理的虛與實

2019/5/15 8:51:00

        從人間飛地到現實地理
 
  顧名思義,文學地理就是作家賴以寫作的區域背景,一般都是真實的地理,但這個真實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把現實地理搬到作品中來,甚至直接以現實地名作為書名,比如印度裔作家奈保爾的“印度三部曲”,美國作家多斯·帕索斯的“美國三部曲”,埃及作家馬哈福茲的“開羅三部曲”,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而把現實地名鑲入書名的情況就更多的了,比如英國作家格萊厄姆·格林的《布賴頓硬糖》,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法國作家好像更喜歡這么做,克羅德·西蒙的《弗蘭德公路》,杜拉斯的《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伊萊娜·內米洛夫斯基的《法蘭西組曲》,可以例舉很多。
 
  還有一種就是虛構一個地名作為故事發生地,但這個假地名其實是有真實的地理作為背書的,最常引用的就是福克納的例子,他筆下那個郵票大的約克納帕塔法縣是文學史上最有名的虛構地名,但也不是憑空生造,是以福克納故鄉所在地為原形,在紙上建造的一塊人間飛地。如果細究,會發現福克納老家就有一條約克納帕塔法河,只不過在英文中,兩個“約克納帕塔法”的拼寫稍有不同而已。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自稱福克納門徒,如法炮制了一個叫馬孔多的小鎮,作為其名作《百年孤獨》的故事發生地,馬孔多同樣不是完全杜撰,也是以作家的家鄉為原形,以至于馬爾克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他的家鄉曾想發起一場公投,想把鎮名正式改為馬孔多,這樣全世界的《百年孤獨》擁躉就會把小鎮當作旅游勝地了。
 
  這個愿望有沒有最后實現我不清楚,倒讓我想起云南的一件軼聞,就是中甸縣改名香格里拉。說起來,這個香格里拉也是虛構的地名,是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在其小說《消失的地平線》里杜撰的一個世外桃源,小說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被好萊塢拍成熱門電影,香格里拉這個詞也因此火了,我小時候聽過一首流行歌曲,是這樣哼的:“這美麗的香格里拉,這可愛的香格里拉,我深深地愛上了它,我愛上了它……”記得當時是用拷貝的磁帶聽的,拷貝次數太多,音質已經很不光滑了,也不敢把音量調大,靡靡之音,被鄰居聽到了以為我是小流氓。所以一直以來,香格里拉就是全世界觀光客心目中的旅游勝地,可小說只寫了香格里拉位于喜馬拉雅山脈中國境內的藏區,現實中并沒有一個叫香格里拉的地方。大概二十年前,云南中甸縣率先宣布他們就是傳說中的香格里拉所在地,周邊同樣處于滇川藏交界的幾個縣頓時醒悟過來,意識到此乃發展旅游業的絕佳噱頭,于是紛紛宣布自己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記得當時為了爭這個地名,幾個縣在媒體上吵得不可開交,最后還是花落中甸,成功將縣名改為香格里拉,更名后,想必當地的旅游業被拉動了不少。
 
  將一個虛構地名變成正式地名,香格里拉是不是個案我沒去考據,但因為一本書讓一個真實存在的地方變得家喻戶曉則不鮮見。今年春節,在紐約曼哈頓閑逛,經過某個街區,一個店鋪讓我下意識停下腳步,腦海里立刻想起了杜魯門·卡波蒂的小說《蒂凡尼的早餐》,你們猜對了,那個店就是蒂凡尼總店,如果我今天說,卡波蒂拿著這篇小說去蒂凡尼公司索取一億美元廣告費,懂行的人不會覺得是漫天要價,加上奧黛麗·赫本的同名電影,蒂凡尼公司再拿出一億美元廣告費也不吃虧。這就是文學名著的力量,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竟然把一個珠寶品牌免費植入了書名,把它的門店變成了宇宙中心曼哈頓的一個地理坐標,蒂凡尼公司的運氣實在是太好了。
 
  小馬德萊娜蛋糕與老醬油
 
  但是,除了上述兩種情況,文學地理還有第三種情況,拿我自己的創作為例,在相當長的階段,我熱衷于寫純虛構地理的小說,也就是將故事放在完全沒有出處,現實中并無具體指向的空間。我至今寫了四部長篇小說,有三部就是將故事放置在憑空臆造的環境里,長篇處女作《裸露的亡靈》的故事發生在一個虛擬的城市;第二部長篇《乞兒流浪記》,故事發生在一個虛構的島嶼;最新的一部長篇《標本師》,故事發生在一個虛構的城市和一個虛構的島嶼之間。
 
  至少有三四位評論家撰文說,雖然我這三部長篇沒標注地名,但他們認為還是在寫上海,甚至武斷地認為我的全部小說都是在寫上海,理由是因為我沒有在上海以外的地方長期生活過。在今天之前,我從未反駁過,因為我覺得反駁既沒有風度也沒有意義,文本一旦公開出版,總會有這樣那樣的解讀,這是評論家的權利,哪怕是誤讀,也是他們的權利。
 
  可作為作者心里知道,寫這三部長篇小說的時候,并沒有將上海作為原形,的確,我至今沒有在上海以外的地方長期生活過,但生活的半徑不等于想象力的半徑,一個小說家坐在書齋里,想象力也可以抵達宇宙的最邈遠處。
 
  那么,為什么我不將小說的策源地放在熟悉的上海,寧愿憑空臆造出不存在的地理呢?這跟我的文學觀有關,用抽象來還原現實,和用現實來謄寫現實,是兩種不同的寫作挑戰,完成的任務也不一樣。少年時期,我對《鏡花緣》著迷,喜歡那些胡思亂想的虛構之地,黑齒國女兒國君子國無腸國,看得我腦洞大開。后來讀了尤瑟奈爾的《東方故事集》,讀了博爾赫斯那些稀奇古怪的短篇小說,發現他們跟李汝珍一樣,也喜歡將地名高度抽象化,雖然尤瑟奈爾和博爾赫斯喜歡裝腔作勢地將故事放在中國古代的夜晚,可如果
我沒有記錯,他們壓根就沒來過中國,China這個詞對他們來說,是莫須有的地理,跟憑空臆造也差不了多少。
  
  當然,他們和李汝珍寫得一樣好,只不過后者寫的是神話,前者寫的是寓言,我可不想把小說寫成神話,但小說寓言化可以更好地映射人類的處境,倒是符合我的胃口。在具體的寫作中,真實的地理或許也能完成小說的寓言化,只不過虛構的地理與寓言無疑更加匹配,在這樣一種觀念的驅使下,我開始實施我的創作。
 
  當然,這里要指出一點,除了個人趣味以外,作為所謂的先鋒派小說家,我或多或少也受到這個風潮的影響。先鋒派小說的很多敘事策略是反故事的,有很多與傳統小說有相悖的地方,比如說零度寫作,比如說元敘事,所以高度抽象也成為其特質,但我不是一個徹底的形式主義者。羅布·格里耶大行其道的時候,我就對他那種極度仇恨故事的敘事方式敬而遠之,當然我尊重他在觀念上的開拓,但像《橡皮》那樣的文本讀完一遍后就再也不想讀第二遍了,把靜物當主角,把光線和陰影當配角,這種去人物化的把戲玩一次就夠了。我更喜歡具有抽象觀念但文本看上去更接近常態的小說,所以將地理虛擬化,將人物現實化成為我寫作的折中主義美學。簡而言之,雖然故事發生的地理是憑空臆造的,但置身其中的人物要跟現實生活中的人具備同樣的愛憎、苦悶、嫉妒、遲鈍、憂郁、慌亂與歡喜,借一個假地理的殼,來概括人類共同的情感和命運,這樣的故事,是抽象的現實主義,而不是空中樓閣。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想以現實地理為背景寫一個故事了,這個契機突如其來,簡直可以跟普魯斯特的那塊小馬德萊娜蛋糕媲美。讀過《追憶逝水年華》的讀者都知道,那塊混合了一勺茶水的叫小馬德萊娜的蛋糕具有神奇的魔力,剛放進嘴里,一個叫貢布雷的市鎮就浮現了出來:面臨大街的灰樓,城里的廣場、街巷以及周邊散步的地方,然后是斯萬先生家開滿鮮花的花園,維福納河塘里飄浮的睡蓮,村民和他們的小屋,還有教堂周圍的景物……可以這樣說,小馬德萊娜蛋糕是整個故事的引子,沒有這塊蛋糕就不會有這部體量宏大的小說。
 
  其實,這種來自食物的魔力,并不是普魯斯特的專屬,很多人,尤其是異鄉人,都會被一種兒時的味道誘出舌尖上的鄉愁,而對于我,如果沒有那碟農家自釀的老醬油,或許也不會去寫《東岸紀事》,一部以老浦東為背景的長篇小說。
 
  三十三歲那年,我搬到浦西靜安區生活,在這之前,除了小時候在滬西奶奶家度過童年,相當長的日子我都在浦東生活,對未開發的浦東前史比較熟悉,套用那句耳熟能詳的句型,我是看著浦東的城市化進程長大的。但我對城市化后的浦東沒多大興趣,否則也不會搬離浦東,去浦西生活。
 
  浦西雖然早就完成了城市化,但高樓大廈背后那些小馬路彎彎曲曲,煙紙店、煎餅攤和鬧哄哄的小菜場,是我喜歡的市井,而開發后的浦東,馬路比國道還寬,除了星巴克和高大上的商廈寫字樓,已經不接什么地氣了,這不是說現代建筑及設施不好,而是人的關系在這些水泥森林里產生了劇烈的隔膜,人完全變成了建筑的附屬品,對我形不成人文的刺激,我一直對過于新鮮時髦的場景構不成興趣,也很少將它們設置為小說的地理背景。
 
  有點偏題了,回到那碟老醬油。二零零五年前后,我在上海助劑廠當工人時,一位跟我同車間的老同事約我去吃農家菜,記得那次我把爸爸媽媽和兒子都帶上了,朋友們都知道,我有好吃的機會總喜歡拖家帶口。老同事開著車,沿延安路高架往虹橋機場方向開,那是個周末,有點堵,過了虹橋機場再開一段,就是近郊青浦,一直開到淀山湖附近,天色暗下來,七繞八繞,駛進一片莊稼地間的小土路,路盡頭出現一條野河,河邊是幾間沒有店招的農家瓦房,這就是吃飯的地方了。
 
  我問老同事,怎么會找到這么荒僻的地方吃飯,老同事指指不遠處,說這兒是一個高爾夫球場的邊門。我這哥們和我差不多時間離開工廠,開了爿化工原料公司,生意做得不錯,從一個土鱉變成了玩高爾夫的高雅人士。我們在一個裝著紗窗的包間落座,上海的農家菜,無非是清炒螺螄、韭菜河蚌肉、白胡椒肺頭湯、紅燒鱔筒、咸菜炒雜魚這么幾樣,再加上落蘇蠶豆之類的時令蔬菜,最重要的是用走地老母雞燉一鍋湯,表面不翻不滾,浮一層黃燦燦的油花,舀一調羹,必須吹一吹,要不然會燙進心尖。
 
  吃雞肉的時候,要蘸醬油。市區飯店也有老母雞湯,一般都是用鮮醬油或者生抽作蘸料,這戶農家飯店的醬油倒在一只粗陶小碗里,蘸了一塊雞肉放進嘴里,奇跡發生了,我瞬間就變成了普魯斯特。這種醬油是民間自制的,比市場上買的機制醬油稠厚一些,似乎還有一點臭腳丫的味道,和很多很多年以前在外婆家吃到的老醬油一模一樣。來自老浦東的回憶頓時彌漫在味蕾:川楊河旁的外婆家,外婆家的籬笆墻,果實累累的黑桑葚樹和無花果樹,以及黑桑葚和無花果上爬著的螞蟻,六里橋、六北小學、浦東中學、周家弄,我父母用宅基地造的房子,隔壁那個精神不太正常的女人、河邊那幾個養鴨子的下棋老頭、浦三路上運蔬菜的農民、用氣槍打麻雀的楊家三哥、長得像姿三四郎卻有點微跛的潘家小兒子……
 
  由老醬油引發的對故鄉地理及人事的回憶,并沒有隨著這頓農家菜的結束而煙消云散,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成一種越來越強烈的傾訴欲望,這時候我知道,應該為正在逝去的老浦東寫一本書了。
 
  所以說,《東岸紀事》原始的寫作動機不在浦東,也不在浦西,而是我極少去的青浦。當然,如果沒有老同事的那頓農家菜,或許也會由別的契機喚醒我的鄉愁,但確實是那碟老醬油觸發了寫這本書。
 
  《東岸紀事》寫了六年,從書名可以發現,我還是喜歡抽象的地理,沒有把小說命名為《浦東紀事》。雖然故事發生地是真實的,我還是固執地用了東岸這個指向不太具體的詞,任何河流都有兩岸,除了上海的黃浦江,廣州有珠江,天津有海河,紐約有哈德遜河,波士頓有查爾斯河,巴黎有塞納河,東岸顯然不是浦東的特指。之所以這樣命名,除了先鋒派后遺癥,還有一個因素,我覺得浦東這個地名不夠性感,尤其是開發以后,很像一個暴發戶的代名詞,如果換一些性感的地名,比如伊斯坦布爾,比如耶路撒冷,比如布里斯班,比如約翰內斯堡,或者中國的北平、德令哈、滿洲里、威海衛,我可能就愿意將它們植入書名,《布里斯班紀事》《約翰內斯堡紀事》或者《滿洲里紀事》《北平紀事》,多么美麗多么撩人。
 
  可我沒得選,這些性感的地名都不屬于我,每個作家的地理都是背負一生的蝸牛殼,胡適的績溪、魯迅的紹興、李劼人的成都、沈從文的湘西、張愛玲的上海、老舍的北平、汪曾祺的里下河……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認為,小說家不是地理學家,文學地理是為描繪人類的命運服務的,而不是相反,所以在寫完《東岸紀事》之后,我又用虛構地理寫了《標本師》。目前我手頭在寫的另一部關于上海的長篇小說則又回到了現實地理,將我記憶中另一塊完整的生活背景滬西地區作為故事的發生地,我希望在這種虛與實的交替中,來構建自己的小說版圖。
 
  康科德作家地圖及其他
 
  文學地理還包括一種情況,姑且叫作家地圖。2017年夏天和冬天,我在波士頓訪友,波士頓真是一個迷人的城市,除了有哈佛大學、麻省理工這兩所大牛校,還有很多名聲稍遜但同樣實力超群的大學,比如名字很容易混淆的波士頓大學和波士頓學院,還有一所韋爾斯利女子學院,也譯成衛斯理文理學院,是我看過最漂亮的大學,校舍掩隱在無邊植株中,天鵝浮在湖藍色的水面上,簡直比公園還要公園。韋爾斯利是宋美齡母校,學校檔案館收有她的少許遺存,但杰出校友錄沒她名字。
 
  夏天的時候,波士頓市區有一種水路兩用船,當地叫鴨子船,原來是二戰時兩棲作戰用的,戰后這項技術轉為民用,來波士頓的觀光者都會坐一坐,鴨子船先在大街上行駛,然后開進查爾斯河,一個多小時能瀏覽市中心的概貌。我在船上想,中國人那么喜歡山寨,怎么就沒拷貝這個旅游項目呢,至少黃浦江和蘇州河上就沒見過這種水陸兩棲船。
 
  波士頓什么都好,就是冬天真的冷,完全不能忍受的冷,上海冬天的濕冷也很要命,但我不穿秋褲完全沒問題。波士頓不行,特地買了秋褲穿上,走在室外,膝蓋仍像凍裂般錐疼。所以冬天的查爾斯湖是沒有鴨子船的,可若能忍住寒冷,冰天雪地倒是另一般風景。我去了波士頓不少景點,比如貝聿銘設計的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比如哈佛大學的鎮校之寶玻璃花陳列室。但夏冬都去了的地方只有瓦爾登湖。這個湖其實已不屬于波士頓市,屬于劍橋市,其實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也屬于劍橋市,廣義上劍橋市也屬于大波士頓,名氣大就是占便宜。

  瓦爾登湖很小,還沒有韋爾斯利校園的那個湖大,夏天去的時候,湖水非常澄凈,有人在沙灘上曬日光浴,在湖里游泳。湖邊有一條極窄的小徑,沿途不斷出現指示卡,走一刻鐘,林中出現一塊空地,就是梭羅的小木屋遺址。小木屋已完全坍塌,幾根石柱拴了鐵鏈,把遺址圍住,中間是一堆碎石,梭羅曾在這里住了兩年兩個月零兩天。
 
  距離遺址一公里的地方,后人根據原樣重建了小木屋,不遠處還有一家梭羅書店,說是書店,其實除了少量不同語種的《瓦爾登湖》,主要出售跟梭羅有關的文具及工藝品。冬天我再次去的時候,瓦爾登湖完全被冰鎖住了,湖面上有人在行走。這一次,我在行李里特地放了一本華東師大出版社的《瓦爾登湖》,這個版本根據耶魯大學的全注疏本譯出,作者是梭羅研究所所長克萊默,是目前中國大陸一百多個《瓦爾登湖》譯本中最好的版本之一。我把這個版本送給梭羅書店的店員,那個胖胖的戴著鼻環的姑娘一開始以為要賣給她,當得知是贈予時,簡直喜出望外。
 
  我對她說,這是你們店唯一的中譯本,希望能長期保存,不要出售。帶鼻環的姑娘答應了。
過了半年,偶爾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我不認識,好像是一位在波士頓訪學的大陸學者,他也去了瓦爾登湖,在梭羅書店剛好看到華東師大版的《瓦爾登湖》,他不知道這本書為什么會在這里,但在字里行間,能感受到他的驚喜。
 
  瓦爾登湖所在區域位于康科德小鎮,別小覷這個小鎮,《一位女士的畫像》的作者亨利·詹姆斯稱它是“美國最大的小地方”。除了梭羅,愛默生、霍桑、路易莎·奧爾科特都在這里誕生、居住和死去。康科德有個睡谷公墓,這四位文學大咖就葬在同一個小山坡上。
 
  愛默生的代表作是《論自然》,他是梭羅的導師兼摯友,梭羅在瓦爾登湖旁造小木屋,借的就是愛默生的家族林地,對美國來說,愛默生有點類似法國的伏爾泰或中國的胡適,都屬于大啟蒙者,他是康科德的靈魂人物,所倡導的超驗主義主張人的自覺性,認為人就是自己的上帝,人類世界是宇宙的投射,即愛默生所說的“世界將自身縮小為水滴”。而霍桑的《紅字》,奧爾科特的《小婦人》,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還有一位瑪格麗特·富勒,也是康科德作家群的重要成員,她的《1843年的湖光夏日》知名度低一些,但也是美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她之所以沒跟那四位同行葬在一起,是因為死于海難。除了上述幾位,寫《白鯨》的赫爾曼·梅爾維爾,寫《草葉集》的惠特曼等重要作家也曾在康科德生活并從事過創作,毫不夸張地說,十九世紀美國文學史的絕大部分成果都在這里。
 
  康科德與毗鄰的另一個小鎮萊克星頓同是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地,如果說,康科德民兵通過武力結束了大英帝國的殖民,那么在文學和思想上,康科德作家則用超驗主義催生了美國式的文藝復興,完成了與英國古典文學的分道揚鑣。
 
  一個如此小的小鎮,展開了如此壯闊的文學地圖,康科德不是偶發現象,二十世紀上半葉,在英國倫敦一個叫布盧姆茲伯里的街區,也有一幅作家地圖,以意識流小說家伍爾芙的家為沙龍,寫《美麗新世界》的阿道司·赫胥黎,寫《看得見風景的房間》的愛德華·福斯特,寫《紫羅蘭姑娘》的衣修伍德,寫007系列的費萊明,以及后來拿諾貝爾文學獎的哲學家羅素和詩人艾略特,還有前面提到的小說家亨利·詹姆斯——他是美國作家,因反對美國的一戰中立而加入英國籍——和康科德一樣,布盧姆茲伯里也是一批價值觀趨近的作家基于才華的血緣而聚在一起。
 
  當然,作家地圖不是外國專利,中國也有,比如三國時期的竹林七賢。比如清代的揚州八怪,揚州八怪主要是書畫家,但也寫詩寫文章。其實“八”是虛指,實際規模要大一些。再比如老民國的上海,也有一幅作家地圖,姑且叫作虹口作家地圖,以內山書店和公啡咖啡館為聚會地點,召集人為魯迅,同道有茅盾、葉圣陶、郁達夫、馮雪峰、柔石、殷夫,以及遠道而來的蕭紅、蕭軍,這些作家的文學創作情況大家都比較了解。總之,文學地理是個有趣的話題。
 
  來源:《天涯》
  作者:夏商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514/c404063-310829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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